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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望道讲读会特邀“我们的国家”系列丛书之《疆域与人口》的作者、著名学者葛剑雄做客闻学堂，带领我们走进历史中的中国疆域，从中国疆域历史了解我们的中国。

讲座伊始，葛老师先进行了一个“概念辨析”——“中国”本是一个名称而非国家名。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宅兹中国”。“中”本是一面用于召集部队的旗帜，由于部队集合时旗帜成为中心，“中”产生了“中心”之意；而“国”由口、土地、守护土地的戈与围墙组成。直观而言，“围墙围起，有人守候的一群人生产生活的地方”即是“国”。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国才有资格称为“中国”，“宅兹中国”即意为占领中心之城。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国”这一概念的含义也发生了流变。到了今天，“中国”从政治、民族、文化、地理或地域方面而言，意味着一个国家名称（区别于仅仅指代疆域的一个“概念”），包含了所有民族，今天的中国文化应当包含所有民族的文化，其区域应当包含整个国家的疆域。

接下来，葛老师通过不同时代的“中国地图”对我国疆域范围的变化及“中国”概念的流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葛老师指出，虽然与现在的疆域相比，秦朝的“中国”要小许多，但这是首次形成中国完全统一的疆域。汉朝则奠定了空间基础。与今日中国领土相比，它“缺”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东北。到三国时期，中国地域相较于之前有紧缩。唐初除青藏高原、东北最北外，疆域都超过今日。唐诗中很多地名都在今日的国界之外，如著名的“铁门关”之一就在乌兹别克斯坦。而宋朝则都处在一种“小统一大分裂”的局面——北宋时期北面西面的许多疆域仍是辽等其它国家疆域，南宋时也面临契丹人的金朝、西夏、蒙古人、辽朝单于等诸多势力。元朝时（公元13世纪中期），西藏设立宣政院做管理之用，这便是我们如今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之起点了。

讲到明朝时，葛老师特别提醒中朝边界首次变成以鸭绿江为界。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的疆域，在西藏建立了三个大机构；此时东北并非正式行政区，而是处于民族自治的状态。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第一次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台湾府”。而清朝也达到了历史上最稳定、真正统一的疆域。在内地有“省”的设立，而不易统治之处则设立了“将军衙门”。

鸦片战争后、民国年间，一系列条约与土地的割让，使得疆域不断后退。清朝后期、民国前期，外蒙古仍在疆域范围内，中国的疆域仿若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而在1946年沙俄支持下，外蒙古独立后，它才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雄鸡”。

讲座最后，葛老师指出中国能够达到最大疆域并维持基本稳定，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生产力的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等因素；而清朝大量国土沦丧的主要原因则为闭关锁国的影响、东北封禁的教训、“四裔”观念的消极影响（库页岛）、帝国主义瓜分和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历史带来的不仅是经验，还有教训。今日中国之疆域稳定，除了把握合理的“度”以外，国力的稳步提高毫无疑问也是十分重要的。

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有限，但葛老师仍然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为我们勾勒出一副清晰而又复杂的疆域地图。同时，让我们得以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当下和未来都有所思考！

讲座嘉宾介绍：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等著作论文。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字 王美绘

摄影 孙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