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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周一）19:00-20:30，胡炜老师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以《死后世界的营造》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充实的精彩讲座。

在开始正式讲座前,胡炜老师首先指出，死后世界的营造是中国古代美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本次讲座将相对集中地以古埃及、两河流域、先秦与两汉墓室的对比为主要论述内容。围绕着“死后世界的营造”这一主题，本次讲座主要由五个方面展开--生前的“延续”；逝者形像表现；营造死后世界的空间；艺术手法；外来文化元素。

讲座伊始，胡炜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埃及墓室中石灰岩壁画的局部,壁画描绘了牛涉水的场景,而“牛涉水”意味着去往死后世界。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死后世界”与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史记》中就有对于郑庄公“不至黄泉,毋相见也”与考叔“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的对话记录。事实上，“水”在死后世界的营造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象，在古人意识中,地下水也往往是与黄泉、死后世界相通的。

“水”的意象引发了同学们对于“死后世界”构建与营造的兴趣与思考，胡炜老师也借郑庄公的故事指出，“死后世界”并非是全然独立于生者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它们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相连相通的——这也就引出了第一个主题。

死后世界——生前的“延续”

胡老师首先以古埃及的《忽内法(Hunefer)的最后审判》为例，向我们展现了古埃及人意识中的死后世界。画面以一种叙事性的艺术语言，对死后世界进行描述。死者会经历一系列的过程，并非死后即消失，譬如，心脏会与羽毛进行轻重对比，这是对生前清白或有罪的判断（这也开启了后世基督教的审判模式原型）。

在中国，战国时楚地的曾侯乙墓的外棺绘有暗示死后世界的特有纹饰，留有“门洞”，而内棺绘有“窗”。这意味着，死者在地下是可以通过“门窗”进入墓室空间的。

可见，无论中西，早期墓室设计，往往是将生活景象完全复制至墓室，死者死后仍是以生前的生活方式“生存”与“延续”。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人的思维中，人死后虽然进入“另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并非与生前全然断绝联系，也绝非是“从新开始”。因此，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视与对死者去到“死后世界”后的美好祝愿、想象也就有其合理性，甚至是必须的了。

逝者形像表现

在这个部分中，“形像表现”所真正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完美”的形像而不受肉身腐烂的影响。

为达到这一目的，古代埃及、古希腊、中国都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希腊克里特岛的彩绘石灰岩墓石板（Sarcophagus）中，出现了墓主人的形象，作为一种记录被展示。

而埃及的法老塑像（如法老乔塞的雕像、卡夫拉墓室坐像）往往都保持着固定的姿态，这是由于法老作为具有“神性”的人物，其姿态需符合两河流域对于“神”的姿态的预设（除了形象记录外，这也是一种神权与王权的结合）。

古代希腊与埃及的表现与塑造，不论是完全的“写实”还是带有政治宗教意味的“美化”，都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描绘。而湖南长沙出土的帛画“龙凤人物”，作为中国最早的（公元前4世纪）对于死者形象的表现，不仅是对于肖像刻画的尝试，还开启了对于“死后世界”描绘的尝试——“龙凤”的出现，代表着“另一个世界”，即暗示墓主人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

无独有偶，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的T字型铭旌也有对于“死后世界”的描绘。铭旌表现出了较“龙凤人物”而言更加复杂的“死后世界”刻画，同时，通过绘画葬礼上遗体的形象与进入死后世界后的形象，表现了从现实世界到“死后世界”的转化。

营造死后世界的空间

墓室的结构、布局与规模，是对于“死后世界”更进一步、更具体化的营造，它可能是居所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宇宙意义上的。

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前433）是按照生前的住所构造功能来划分死后空间结构的。

而由伊姆霍特普主持设计建造的法老乔塞的台阶式金字塔（以典型古埃及长方形平顶坟墓“马斯塔巴”为基础），则拥有复杂的墓葬综合体，是一个完整的“死后之城”。同样的，吉萨金字塔群（第四王朝时期）不仅作为法老的墓或庙，也是他死后的宫殿（与其生前相仿），金字塔本身只是“一部分”。

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这种在地表建造纪念碑式的巨大高台，不过到了约公元前三世纪，接近古埃及“纪念碑”式的墓室建筑也逐渐出现，河北平山出土的一块青铜嵌金的中山国王陵建筑平面图就是很好的印证。

如果说青铜嵌金银只是构想而非实物，那么年代比其晚约略50年的秦始皇陵无疑“纪念碑”式墓室最好的例证。秦始皇陵由人工夯土建造而成，共有9层，与中山王陵享堂的形式十分接近，具有内层和外层结构，其中包括宫殿、车马、珍奇鸟兽、大臣等“都城建设”。

而马王堆T字形帛画的，不为墓主人塑造塑像“享受”祭品的“留白”，则共同完善了死后世界“宇宙性”的构建（这在下一部分会更详细提到）。

西汉马王堆t型帛画(局部)

自河北满城西汉墓1号墓作为中国早期的横穴墓出现起，石材以“永恒不朽”的内涵，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于墓室建造，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汉代墓室的“建筑变革”。汉代石质墓室中，画像石上的图像承担了对死后世界“理想状态”的表达，地表更有石碑、石阙、石兽，彰显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品德。除此之外，玉也逐渐成为“永恒”与“成仙”的象征，参与构建死后世界的宏大艺术表现。

艺术手法

如何表现死后世界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重要主题。在表现这个主题的历史过程中，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不断出现。在讲座中，胡老师结合实例，主要从写实与象征两大方面着眼进行讲解。

写实：胡老师以古埃及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阿肯纳滕）的巨型雕像入手，指出其突破此前沿袭不变的古埃及艺术法则，从规定的“神性”中走出来，充满了阿肯纳滕对于“写实艺术”的追求。

目光回到古代中国。曾侯乙墓中的青铜器（公元前5世纪）都是生前所使用的器物。这些华美的青铜器很好地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审美取向，区别于夏代的朴素之美、商代的狰狞之美、西周的典雅之美，而极力追求视觉的享乐，和华美繁复。正因为这种直接将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用于构建死后世界，让我们有机会看到“真实的”曾侯乙的生前生活。

秦始皇陵兵马俑也反映了不同于之前艺术传统的写实特点——真人大小，真实的军阵列队形式，每张兵俑的脸都是独一无二，每个兵俑都有彩绘，每个兵俑的发饰细节也各有不同，每一个兵俑手持着真实的兵器……

象征与留白：不论是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铜奔马，还是秦始皇陵铜车马，都未刻意塑造出“使用者”的形象。这种“留出空位”，巧妙地象征了墓主人死后的存在，即不可被肉眼捕捉的“魂魄”。除非刻意表现在死后世界中的死者形象，否则往往不会出现在陪葬器物旁与车马中。

马王堆汉墓内棺上绘画的仙山和瑞兽，是中国墓室中出现了“仙境”元素的较早案例，而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及窦绾墓则用金缕玉衣将死者的遗体转化为玉人，表达了对于不朽、升仙的向往（金缕玉衣的早期形态是西周时期出现的玉覆面。而在爱琴海地区，一直使用黄金作为覆面的材料，如迈锡尼的金覆面）。同时，如错金青铜博山炉（山）、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等仙境元素的出现，则愈来愈区别于秦之前复制现实世界的设计，而不断充实丰富着“死后世界”内容。

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绘有弋射、耕作、百戏、车马出行等内容的画像砖构建墓室或绘制相同内容的壁画，通过这些图像艺术，不仅取代了真实的车马的使用，而且更生动地表现出墓主人在死后世界里的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无尽的享乐。

外来文化元素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文化间很早就开始了往来交流。外来文化被接受，被习惯，渐渐成了日常的一部分而不被人注意。事实上，在墓室的建构与死后世界的营造中，也有许多外来文化元素的使用。胡老师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了以下几种——

东汉时期作为镇墓兽的石辟邪、石天禄，都与两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的有翼兽或狮子有关。早在公元前15世纪赫蒂王国皇宫大门或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皇宫建筑就可以看到守门石狮的使用。有翼兽也是两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常见的图像，东汉石辟邪“有翅膀的兽”本身就是一种外来图像元素。

东汉石辟邪

不只是动物、神兽，还有一些器物和图像也带有“异域色彩”。例如英国考古学家Jessica Rawson曾指出，西汉的博山炉形制上与波斯银器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来源应该具有联系性。

而现藏于四川绵阳博物馆的青铜摇钱树（东汉）与三国时期东吴的陶罐贴塑上，都有类佛陀的人物形象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类佛陀形象实际上与佛教教义并无关系，更多在于期盼西方的“神”有助于对死后世界的营造。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讲座很快进入尾声。在最后，胡老师再次强调了死后世界营造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与生存的层面，也体现在艺术史发展的层面，希望同学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前文本去学习、思考人类共同艺术表现主题和东西方各自艺术特点。

本期文字/王美绘

本期审稿/胡炜

现场拍摄/朱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