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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下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教授做客同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为听众带来一场题为“思无邪——《诗经》的精神内涵”的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前，首先由同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慎金花对李老师的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指出本次活动是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同济大学图书馆之间跨校联合文化讲座、共同宣传推广、组织阅读比赛等方面的首次尝试。

讲座伊始，李老师点明：读《诗经》实际上是从根源上了解中国古代先民的生活日常，进而读懂中华民族的文化。关于诗经的定义，李老师指出，《诗经》确乎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又不同于李白、杜甫等文人的诗集。这一点从《敬之》一首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大臣勉励新君，而后新君做出回应的诗，傅斯年先生最先发现这首诗其实是“两首诗”，拥有两个不同的发声者，这一点不容忽略。因此《诗经》有别于仅仅有一个主体的诗集。从这里也可以窥探出上古先民的礼乐状态——许多诗歌都是附着在当时的各种典礼之上的。

紧接着，老师又进一步论述了《诗经》的一些文化政治背景。当时的人们认为“天维显思”，得天意者方能统治人民。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来源，有别于古希腊、希伯来人的逻辑，造成了如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别。老师又举出《尚书·顾命篇》中散文式对答的片段以及《尚书·皋陶谟》中一段唱辞，再次印证了《诗经》突出礼乐文明、文化生活互动的属性。老师认为研究《诗经》不能局限于文本，需要恢复其原始之状态，方如鱼入活水，呈现出源源不竭的生命力。而当时的人们在各种仪式典礼上手舞足蹈的场景，或许也正是今天的我们所缺失的。

第二个主题是《诗经》与精神文明的进步。李老师从一个问题开始讲起：商代有无诗歌？他幽默地回答：即使有诗歌，大家也未必敢听。商代的物质文明快速发展，青铜器的制造工艺日趋成熟，但诗歌关乎的是精神文明之层面。在这里，李老师举出《左传·襄公十年》中一则小故事为例：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但“晋侯惧而退入于房”。这足以说明殷商礼乐的阴森可怖。在上海博物馆中同样可以看到许多绘有饕餮纹样的青铜器，这些鬼怪均意图利用人们潜意识里对爬行动物的恐惧，“以鬼魂制止鬼魂”。这样看来，商代的文明并没有发展到足够产生真正意义上诗歌的境地，唯独到了西周，文明逐渐进步，人们才开始用诗歌记录和祝愿生活。

在这里，李老师再一次阐释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生命。由长江、黄河所滋养的包括河姆渡、仰韶、山东半岛等不同的文化起源汇聚在一起，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这离不开西周的封建制度、以“天下”为本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关怀、利用宗法和通婚代替征战，建立有机地政治秩序。而这些也恰恰够成了《诗经》诞生的前提。就像《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一表三千里”和王国维所总结的：“西周建立的是道德团体”，周朝的政治制度象征着一种文化生命的成熟，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埋下了奠基石。而唯有成熟而关注自身历史的民族，才能留下《诗经》这样美好的记录。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紧跟李老师的步伐，我们又从一首《小雅·斯干》中领略到三千年前的审美趣味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刻影响。飞翔的檐角“如跂斯翼”，区别于西方的建筑姿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建筑底色。虽然中国的建筑普遍缺少个性，但“幌子”也为中国建筑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正是这样厚重和流动的一致性够成了中国独有的建筑哲学。从商朝以人为奠基，到周代用歌曲来庆祝新房上梁，这也反映出中华文化的进步与温厚善良。

最后，李老师引用《有客》一诗来表明《诗经》与文化的交融。中国古人的送客礼一脉相承，“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就算诗对被征服的殷商贵族也是一向如此，这种宽容和善良的品性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中，也无怪李老师感叹“我们是周人的子孙”。讲座的最后，李老师以为，作为一名古典学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感到惊叹的同时，也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当下的道路可能又些许曲折——而这也恰恰是做古典研究之幸福所在。

讲座结束后，复旦大学图书馆党委史卫华书记代表复旦大学图书馆，向李山老师赠送了两本馆藏古籍并表示感谢。到场的观众们不仅被李老师幽默平实的风格所感染，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思无邪”这三个字之下的独特魅力。

文字 / 刘畅然

摄影 / 朱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