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由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主办、闻学堂承办、同济复兴古典书院协办的“说‘书’——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的书写、书体、书籍”讲座在四平路本部校区逸夫楼二楼报告厅举行。来自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院的葛亮老师受邀主讲，场馆内听众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收获了一场干货满满又妙趣横生的讲座。

在讲解“三书”之前，葛老师先为听众梳理了中国古代“书”的形成与发展的时间线。在整个中国历史纪年即从夏到清中，从西汉的隶书开始文字形态变化不大，后代基本可识；西汉末书籍文本稳定，后世改动较少；魏晋南北朝中期纸张开始普及，竹简等退出主流；自北宋起印刷普及，手抄时代逐渐远去。而了解了时间线后再看如今描写古代历史人物的电视剧，其中这个朝代本不该有的道具总使人跳戏，比如《芈月传》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剧中主人公居然拿着一封纸笺，令考古学者汗颜。

葛老师讲解的内容就围绕着上述时间线展开。

北宋之前，印刷术还未普及，古人想要看书就只能手抄，抄完成本就可以做收藏。时间继续倒流，在南北朝时期之前简便的纸张还未取代笨重的简帛。“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竹简作为传承文字的载体，选取和编制是有要求的。而在这方面现今许多人对此一知半解。首先文字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并且写在吸水的黄面；即使当时的官方文字是小篆等复杂字体，但古人在抄书的时候会自动写成“简体”，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线条，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印刷体是宋体、楷体，但写出来的文字无法和宋楷体相同。并且古人同样使用标点，也就是“句读”。比如抄书的时候随抄随点，或者看书的时候边看边点，但并不会采用空格来断句。当时先编成竹简再写或者先写再编成竹简这两种方式都有。编竹简采用细丝或者细线，在竹简上的缺口处缠绕好后卷起来，在最外边的一根竹简上写上标题，就大功告成。为了编制方便，有时竹简上会有标记。现在我们熟悉的今本和古朴的先秦古本就是这样一代代流传。先秦古本经历若干次改动，于汉代稳定下来，形成传世今本。但近年考古出土的资料表明，一些典籍的先秦古本和今本内容有差异，导致释义也有了变化。

葛老师以目前出土的四版《老子》为例，向我们展示从郭店楚墓本到今本到底哪里不同以及变化原因。我们熟悉的今本首句为“道可道，非常道”；在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中成为“道可道，非恒道也”。除了删除助词，还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将“恒道”改成“常道”。在郭店楚墓本中，这句话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文本改变也造成释义不同。我们最熟悉的释文是

“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但思考郭店楚墓本的释义，意思为“道是可以言说的，但我说的不是平常的道理”。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老子》。而文字的形态结构从古至今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在西汉时期汉字逐渐定形，完成了从古文字到隶楷文字的转变。虽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经历了简化，但是与古代的汉字演变相比，还是难以望其项背。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葛亮老师的讲座结束后，历史留下的余韵仍然萦绕在听众的心头。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现存的国家，泱泱五千年文化兼收并蓄博大精深，任何侮辱、篡改历史的行为都不能被原谅。

本期文字 / 金浩楠

本期摄影 / 薛泽鑫

本期编辑 / 朱颖涵